赵作海去世的消息（详见本报报道《“冤案平反的象征”赵作海病逝：自由、钱与不安稳的晚年》），把我带回到了十五年前的那个春天。
2010年4月30日，随着“被害人”活着回到老家农村，赵作海“杀人”案是冤假错案确定无疑。
《大河报》首发，全国记者云集，借用当时一位媒体同行的话：整个中国为之震惊。
时光荏苒，赵作海沧桑的脸庞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模糊。只记得2010年那个初夏，当时还是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记者的我，租车狂奔于河南商丘市区和柘城县之间。
忆起参加过商丘市中级法院组织的数场“爆料”性的新闻发布会；见到过赵作海案的公诉人；也找到了赵作海的法律援助律师。他又惊又喜，喜的是当年的无罪辩护应验了，惊的是当时自己没有律师资格，其实根本没有资格出庭辩护，如果被追究，可能要担责。
印象最深的，是电话联系当年开会研究赵案的政法委书记。而至今忘不了那个傍晚，柘城县赵作海老家村外，碰到商丘公安局组织人员在田边挖掘那口被抛尸的机井……
商丘中院新闻发布会的坦诚，不吝于时任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的那个90度鞠躬。赵作海冤案的形成过程，该院作了较为详尽的剖析和公开。这些材料被众多媒体引用。我有篇刊在南都深度版的报道，后竟有幸被法学研究者使用，足够骄傲一小下了。
赵作海案，以及与其同时期暴露的震惊全国的冤案一起，似悬于中国上空的明镜，使得当时刑事诉讼制度的积弊沉疴难以遁形。赵案直接导致了最高法、最高检、公安部等迅速于2010年6月联合出台《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，刑事诉讼排非制度得以建立。如今包括排非规程在内的三项规程已经成为刑辩律师的看家法宝。这些重大冤假错案无疑也成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的巨大动力。
现在作为律师的我，以当下的诉讼制度审视赵案，真有恍如隔世之感——
如果赵作海被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就可以会见辩护律师，刑讯逼供大概率被及时制止和纠正，赵作海被打出来的九次有罪供述几乎可以避免（按当时适用的刑诉法，侦查阶段律师不能会见嫌疑人）。
如果辩护律师忠于职守、敢于控告敢于揭露，或许赵作海案即终结于公安侦查阶段了。
如果检察机关依法严格审查事实证据，慎诉慎押（可诉可不诉的不诉)，那么赵作海案的审查起诉期限也不至于延宕三年之久（1999年10月移送审查起诉，2002年10月22日被起诉，而法定不超过六个半月）。
如果政法委不再违法干预个案，如果政法委领导不作出“快审快判”的具体指示，那么检察院不至于起诉，而一审法院亦不至于在起诉后的第四十三天（2002年12月5日）即作出死刑缓期执行的判决。
如果死刑案件二审必须开庭审理，河南高院不至于两个月内就维持原判，尸源、作案刀具等赵案重大疑点在最终的司法环节不至于被严重忽视。
以上的“如果”，已经成为如今司空见惯的司法实践，这些制度设计在赵案发生时几乎没有，赵案为刑事诉讼程序的完善提供了莫大的帮助。这十五年来，无数人受益着，这结果足够慰藉人心。
当然，如果辩护律师拥有公安侦查讯问时的“在场权”，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权利；为了真正的控辩平等，是否可以考虑取消检察官的羁押决定权？司法公正的最终决定者——审判人员的独立性，是否还需制度设计者进一步考量……
记住赵作海，记住赵作海案的教训，是对赵作海们最大的纪念。这是存者之于殁者的意义。愿他安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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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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